未来网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 李盈盈）“基因编辑婴儿”能预防艾滋病？“简单说，这种基因编辑会给婴儿制造一个对艾滋病病毒（HIV）感染有一定抗性的遗传环境，主要受体被干扰后不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但是，这不等于完全不会被感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教授接受未来网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教授。受访者供图

         仅能降低一多半感染几率 但无必要实用性差

        据邵一鸣介绍，艾滋病的主要受体有CD4、CCR5和CXCR4，还有若干个次要受体。“尽管CCR5比较重要，但是，另外两个受体病毒还是可能会使人体感染艾滋病。所以它并不是完全不能被HIV感染，只是被感染的可能性降低了，科学上有这样的效果。”

        那么，降低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邵一鸣解释道，有这种基因变异的人的比例很低，主要是高加索纯种白人，1%的该人种的两条染色体上CCR5基因都有突变，致使HIV无法使用该受体进入细胞。自然情况下HIV主要经CD4和CCR5感染细胞，少数情况下经CD4和CXCR4或其他受体感染细胞。此外，病毒还能通过细胞之间的接触，从感染HIV的细胞直接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细胞。

        “实验数据显示，若阻断了CCR5受体，能降低一大半的感染几率，但还不能做到刀枪不入。世界上已有两条染色体上CCR5基因都有突变的患者仍然被HIV感染的多次病例报告。”

        邵一鸣认为，用这种方法预防艾滋病的必要性和实用性都很差，几乎没用。他解释说，若是为了降低新生儿的HIV感染率，完全可以采用常规方法予以保证。这个“基因编辑婴儿”案例的父亲是HIV阳性，母亲是HIV阴性。人类基因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受到进化机制的保护，外来病毒病菌是无法进入精子和卵子中的。HIV阳性父亲的精子基因是完全干净的，不会传染HIV给胎儿。只要对父亲的精液进行必要的清除病毒的处理，使其在受孕过程不感染母亲，就可以完全做到生出一个百分之百健康的婴儿，同时避免母亲感染HIV。

        他进一步解释，如果本次基因编辑是为了使婴儿未来拥有抵抗HIV的能力，则更没有必要。

        “因为，艾滋病不是通过空气、水源、食物等环境接触和日常社会接触就能感染传播的疾病，而是通过特殊途径（血液和母婴）和高危性行为（婚外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和卖淫嫖娼）才能传播的疾病，完全不需要冒改变人类基因稳定性这么大的风险去预防。我国政府通过大力推动艾防工作，已经完全控制了血液传播，大大降低了母婴传播。”

        邵一鸣表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要了解预防知识、采取正确的性观念和健康的性行为就能有效预防艾滋病。即使有上述高危性行为的艾滋病高风险人群，也有使用安全套降低风险，或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感染等众多预防方法。

        “这些方法都是非常安全的，价格可以承受，许多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基因编辑）这种高风险的极端手段来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他强调说。

        他认为，研究者在出生前就预测这两个婴儿长大后会成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所以才需要进行基因和编辑治疗，但这种预测是武断和不科学的。

        “基因编辑作为一种在人群中使用的艾滋病预防措施，风险远远高于效益，没有任何实用性。一般而言，最好的生物医学预防是疫苗，当前国际上有两个艾滋病疫苗正在进行大规模III期临床试验，我国研制的艾滋病疫苗也在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准备。应该相信，人类最终会研制出成功的疫苗来更安全、有效地预防艾滋病。”

贺建奎发布视频介绍“基因编辑婴儿”。图据贺建奎视频截图

        “编辑胚胎基因并降生婴儿”就是改动人类基因库 风险极高

         为什么这么说？

        “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仍处于萌芽状态，距离成熟还非常远，在基因操作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现有技术无法完全控制这种风险。” 邵一鸣告诉未来网记者，使用这个技术打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去检测是否打到及其效果。但是，对于打到目标之外的何处，也就是脱靶的情况是否会产生不良作用，使用现有技术则是没法完全确定的。

        “任何一个物种的基因都是经过上亿年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稳定存在的物种，一定要保证其基因的纯洁性和完整性。如果人为地加以改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邵一鸣补充道。

        他解释说，从进化上讲，每一个基因都有它的作用。对于被基因编辑的个体而言，脱靶效应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很严重的不利影响；对于人类而言，从保持物种遗传纯洁性的角度来讲，一旦动了人类胚胎的基因，这个被改变的基因会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邵一鸣特别强调，编辑胚胎基因跟已经被法律允许的编辑病人个体基因治疗疾病的基因治疗有本质的不同。基因治疗只是对一个已经出生的个体的体细胞基因进行修正，以达到治疗遗传性疾病的目的。基因治疗的基因改变只会使病人个体收益，没有遗传给下一代的风险。但是，“基因编辑婴儿”实验涉及受精卵，动了可遗传的人类基因库。

他担心，人类一旦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不加控制，人类基因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其害无穷。所以，世界各国对此都有严格的规定。

        据邵一鸣介绍，由于这种措施存在巨大风险，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有严格的规定，只允许开展胚胎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保留基因编辑过的胚胎不能超过14天，尤其不能植入子宫发育生产，试验后的样本也必须完全销毁。

        “并且，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案例本身就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他强调道。

        第一，他（贺建奎）选择的靶点从科学上不能完全阻断被艾滋病感染；第二，他选择的使用对象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第三，这个技术本身存在巨大的风险；第四，使用技术出生的婴儿未来在发育、成熟、成长等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亟待立法规范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

        邵一鸣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都要遵守伦理要求。“伦理就是人类的道德，要做正确的事情。一是对科学研究和治疗的对象只能有利，不能有害；二是一定要尊重受试者自己的意愿。这是两条最基本的从事临床试验的国际原则，也是我国临床试验管理规定的基本要求。”

        邵一鸣认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很快，势头很好，但在临床试验研究过程中，必须严格把握这些伦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我国科技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但从本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新闻报道来看，这方面的操作存在许多瑕疵，急需予以解决。

        “除研究者本人要加强自律外，科学机构和科学共同体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协助政府加大对已有法规的监管力度，同时要尽快开展一些空白领域的立规立法工作。” 邵一鸣如是说。